SARS之后，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建起了大楼。很多人说，疾控越来越有钱了。但出席两会的疾控系统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在讨论中相继指出，疾控队伍的建设同样存在经费短缺、人力不足、机制缺位等问题。要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，防疫哨兵不仅要用兵千日，更要养兵千日。

　　疾控不应是

　　“按下葫芦起了瓢”

　　政协委员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CDC）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说，要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，就必须变目前的应急状态为常态工作，建立起长效机制，否则面对众多潜在的传染病，疾控工作恐怕只能是“按下葫芦起了瓢”。

　　要建立起常态的控制措施和管理机制，邵一鸣认为，必须有硬件、软件和人才队伍的支撑。据他介绍，目前在中国CDC，37个法定传染病项目有一半以上没有学科带头人，各个省份更是缺乏相关的领军人物。他建议，建立起一个疾病控制系统的人才工程，吸引一批高素质的人才进入疾控队伍，形成学科完全、门类完全的疾控体系。尤其是担当基层疾病应对、疫情收集和报告的县级疾控中心人员，目前以中专、技校毕业生为主，本科毕业的专业人员不到10％，这些一线疾控人员的素质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提高。

　　邵一鸣认为，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是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，国家应该拿出经费保障疾控队伍的建设，以实现疾控领域的长治久安，防患未然。

　　官员只懂得GDP不行

　　还要懂得CDC

　　“在将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，来自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只有两个人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沈进进说，他一定要替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同事们说说话。

　　“不低于15元。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，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财政投入指向。”沈进进说。

　　在沈进进看来，农村基层公共卫生实际上长期被忽视。“本来对卫生就投入不足，对疾控就更别提了。”他介绍说，乡村一级投入基本没有，县一级投入严重不足，市一级基本工资可以保证但工作经费紧张，省级以上经费还算充足，但是只能用于解决本级的事。

　　“要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，投入必然要向不发达地区和基层倾斜。”沈进进认为这种倾斜是非常值得的。“公共卫生花钱少，但是产生的效益大。如果都等到得了病再治疗，别说8500亿元，再多也不够。节省医疗费用要靠预防，把钱用到刀刃上”。

　　沈进进认为，对于慢性病等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，政府只要投入一小部分钱，加强行为干预，加强健康教育，把全民都带动起来，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是现在预防理念还不能做到广泛普及，关键是政府没有统一组织行动的开展。

　　由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，沈进进想起了温家宝总理一次在国外做公共政策演讲时说的话：“官员只懂得GDP不行，还要懂得CDC。”作为基层疾控部门的代表，沈进进希望公共卫生工作能够得到各级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，把健康送给每个人。

　　工作经费必须保证

　　基层编制还需“扩军”

　　政协委员、中国CDC主任王宇在分组讨论中介绍，截至去年年底，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中国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。去年，全国疾控中心的工作经费为15亿元，但人员经费只有5000万元，平均下来一人一年仅有18000多元。

　　王宇说，疾控工作经费的落实对保证工作质量至关重要。比如说，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到2012年时消除麻疹，指标就是全国一年发病数不能超过3000例，但目前我国一年的麻疹病例就达5万例。要达标就必须组织人去落实疫苗接种，而国家投入的钱主要用于买疫苗和注射器，只对少数西部地区给予一些劳务补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疫苗打得越多赔得越狠，难以保证高接种率。

　　邵一鸣告诉记者，对于艾滋病等有国家专项经费的重大传染病防控，工作经费确实比较充足，但一半以上疾病的防控经费还是处于“贫血”状态。比如性病防治，中央拨付的经费一年只有200万元，与艾滋病一年8亿元相比，差别非常大。事实上，艾滋病一年新增病例仅有几万例，但性病中仅梅毒一项一年就新增100万病例，而治好一个梅毒患者只需要300元。

　　政协委员、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夏宁也列举了一组数字：在广西，疾控机构的人员编制占总人口比例没有达到0.1/万以上的县有36个，占全自治区的44％。为了完成疾控工作，疾控机构又不得不增加人手，造成全自治区疾控机构的超编率达到23.45％，其中超编率最高的县达到240％。但是对超编人员，财政是不拨付人员经费的，所以造成全自治区疾控机构自筹经费比例达到42.9％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应该全部由国家支持的疾控队伍，不得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广西各级疾控机构职能的发挥和工作的质量。她建议，为疾控部门合理制定人员编制，以辖区人口的基数为基础，制定一个标准，同时保证每个在编人员能有一定的人员经费。